典故的魅力

谈论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和魅力，是不应忽视它对典故的妙用的。典故来自浩瀚的典籍，要对它们选择和采用得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，是离不开学力的。但要用得妙，用得活，一经点染而精彩全出，又离不开才性。也就是说，妙用典故，乃是以学力支持才性，以才性点化学力的一种诗学思维方式。

不知典故，是无法理解古诗中的才学，无法领会诗之为诗的滋味的。比如李白为他的朋友由京师所在地被贬官到江南山区，写了一首诗：“潮水还归海，流人却到吴。相逢问愁苦，泪尽日南珠。”你为友人的流放而流泪，就流泪好了，却偏要说“泪尽日南珠”，把一个常见的人间行为与一个凄艳的带神话色彩的行为联系起来。“日南珠”的典故见于《洞冥记》，说是离长安九千里的日南之地，“人长七尺，披发至踵，乘犀象之车。乘象入海底取宝，宿于鲛人之舍，得泪珠，则鲛所泣之珠也，亦曰泣珠。”这种鲛人也许就是美人鱼吧，她流出的泪水粒粒都是珍珠。如果没有这种鲛人泣珠的典故的比喻、幻化和升华，即使如何渲染涕泗滂沱，也是很难写出诗的滋味的。一经与海底的鲛人泣泪相联系，既呼应了首句的“潮水还归海”，又带点感天动地的情感浓度，于沉痛之处散发着几分飘逸。

非常明显，典故在这里并非冷漠无情，它具有鲜活的生命感觉。或者说，古典诗歌的典故，是一种带有生命体验的文化信息的遗传单位。无论是李白写“东山高卧忽起来，欲济苍生未应晚”的东晋名臣谢安，还是杜甫写“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”的西蜀名相诸葛亮，都包含着诗人对历史上某种人生方式或人格类型的推许和认同。他们唤醒了历史上的亡灵、或神话传说中的精灵，使之跨越邈远苍茫的时空，与自己进行深切的精神对话。并借这种“典故对话”方式，激发丰富的文化联想，使人不是孤立的人，人在历史中，历史在人的心中，形成了一个古今映照、内外充实的文化网络。

由于诗歌采用对偶、排比等语言方式，这些典故的对接组合，往往出现大幅度的时空跳跃。秦月、汉关，八荒、百怪，在一种诗学心理通道中颠倒错综地组合起来，成为中国诗歌打破时空界限而体悟天人之道的一大景观。且看李白仅有二十字的《秋浦歌（其七）》：“醉上山公马，寒歌宁戚牛。空吟白石烂，泪满黑貂裘。”马是魏晋时代山季伦的马，牛是春秋时代宁戚的牛，这些牛马畜牲竟然从公元前七世纪，以及公元四世纪初，超越数百年、千余年，在李白生活的公元八世纪聚头，这实在是使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变得相及了。

诗人不仅借来了这些牛精马魂，连它们的主人的人生境遇和行为风范也借来了。宁戚敲着牛角唱歌，引起齐桓公的注意而被用为相，此事在屈原的《离骚》中已被用来作为君臣相遇的典型：“宁戚之讴歌兮，齐桓闻以该辅。”李白在另一首叫《鞠歌行》的诗中，也希望自己能够像宁戚一样，被管仲的小妻猜透心事，推荐给齐桓公。至于山季伦的放诞行为，李白的诗中多次提到，并引为自己的楷模。比如他的《襄阳歌》写道：“落日欲没岘山西，倒着接（白季伦所戴的一种插有白鹭羽毛的帽子）花下迷。襄阳小儿齐拍手，拦街争唱《白铜》。傍人借问笑何事？笑杀山公醉似泥。”在一种喜剧性的情调中，诗人实际上折射了自己诗酒放任的人生方式，又以宁戚未遇时的情境，注入自己怀才不遇的人生悲剧感。

典故的妙用，使感情的表达采取间接性、或意象化的形态。在直接与间接、情感与意象之间，须有一脉贯通的东西，这便是诗人的生命体验和才性投入。这种投入有正有反、有深有浅、有冷有热，形成种种情调、形态和境界，使典故不“故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李白《凤凰曲》首句是：“嬴女吹玉箫，吟弄天上春。”秦人姓嬴，嬴女便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，据《列仙传》记载，弄玉向丈夫箫史学吹箫，作凤鸣，引得凤凰飞来，夫妻骑凤升天成仙。这里不说她吹箫吟弄的是鸟中凤、或天上云，偏说她吟弄的是“天上春”。到底是春风、春景、春色，还是春的生机？这就任你联想了。总之它给你一个别致的字眼和句式组合，从而激活你对生活与生命的体验能力及联想能力了。